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》固然不乏精彩段落，但这样一部回顾既往、总结历史的作品，并没有能够对即将来临的世纪作出任何预言，却以“二十一世纪”招徕读者，岂不有文不对题之嫌？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，干脆就是谈古论今的小品。
《中国大历史》至少有如下几点不足之处：一是历史的实用化。如在这样一本薄薄的著作中，大讲秦始皇兵马俑和西湖美景，很有为美国游客导游中国风光的意味，难逃旅游手册之咎。二是解释历史的方式过于西方化。通观全书，很难看到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大在何处。三是一些史料选择上的欠缺。如择出汉光武帝刘秀来，说他鼓吹天人合一观念，并用他封禅泰山和东汉图谶大行其道来证明，就是值得推敲的。讲天人合一而不讲董仲舒，恐怕是认错了人。封禅泰山为历代帝王所沿用，刘秀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。
提出上述问题，首先不在于品评《中国大历史》之得失，而是要检讨今日内地学人的心态。一方面，在喧嚣的市场和商业化的时代，如何做学问，是一个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因为我们没有在学术上真正地站立起来，便只好是踮起脚仰起脖子来窥伺别人的花园。丹纳当年评价巴尔扎克说，他趴在贵族之家的门缝上，满怀羡慕之情，觊觎着在客厅里的优雅的上流贵妇和她们的财富。我们今天则是趴在学问之门的外面，一只眼睛盯着西方学界，一只眼睛追踪港台学人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倾倒于其足下而唯恐不及，如何能作出恰当的评价？
（《中华读书报》98．3．11张志忠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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